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郑炳林、魏迎春

 新匍京文学     |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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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茶文化如同整个的中国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神皆汇于其中,构成了中...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开始长时间的中国化过程,作为维系佛教纲常的主要部分——戒律也相应地发生一定的变化,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佛教教团应当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有两个原因促使敦煌地区佛教教团的戒律不断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变化:一是吐蕃长期占领敦煌,除了进行相应的民族统治外,还往敦煌地区派遣了大量的僧人对敦煌佛教教团进行有效的管理,在这种管理过程中毫无疑问把吐蕃地区的很多风俗习惯带进了敦煌的佛教教团中,使原先很多戒律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违背戒律的现象;二是百丈和尚于元和年间已经注意到佛教戒律同使用这些戒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有很多戒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差距,要完全按照佛教戒律执行是不可能的,僧人违反戒律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把戒律置之不用,佛教戒律是释迦牟尼流传下来的真经,没有哪个僧人敢对它进行修改,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百丈和尚的解决应当最成功的,就是将戒律作为真经高高地供奉起来,用很多寺门规定来对僧团进行管理,实际上这种办法当时各个寺院教派都在做,但是留下来的东西并不多,只有作为禅宗的百丈和尚的清规被各个寺院广泛地采用。百丈和尚的清规制定阶段与敦煌被吐蕃占领属于同一时期,当时敦煌与中原地区虽然有僧使交往,但是作为官方的大规模的僧使交往我们还没有看到,百丈和尚的清规肯定也没有传入敦煌并加以使用。其次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后,确立了中原与敦煌间的统属关系,使节往来不断,特别是敦煌佛教教团派出的使团占了很大的量,他们中不乏敦煌佛教教团的高级僧侣,如唐悟真、曹法镜、范海印等,他们出使中原后巡礼各处佛教名胜,特别是作为百丈和尚制定清规的地方——洪州,也有敦煌僧人的足迹。并行。已前钟令公葺理时,水陆居人廿万户。近日残破,尚有十万余家。佛教大行,难过此郡。”)尽管我们没有明确的资料证实百丈和尚的清规传入敦煌,但清规的影响肯定已经达到了敦煌地区,敦煌佛教教团的规定中出现了清规的称法。为了解决敦煌佛教教团中是否存在清规,以及这些清规的主要内容和使用状况,它有哪些特殊性和地方性,我们有必要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实行的清规进行全面的清理,以企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研究有所帮助。

中国的茶文化如同整个的中国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神皆汇于其中,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精深、独绝的境界。而茶对佛门禅宗的重要性及二者渊源又远远超过儒道二家。

一、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中清规的使用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最早是作药物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茶主要用来佐餐和解渴。约在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兴起才产生了饮茶之风。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并练就出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也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由此可见,无论是饮茶风气的形成盛行,还是茶道精神的发展深化,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有了佛教茶文化,才有了中国茶文化品味的提高、境界的升华和内蕴的深化。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特别是中原地区禅宗的影响非常大。P.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并序》记载:“正化无暇,兼劝农桑。”“堂堂律公,秉气神聪。行解清洁,务劝桑农。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可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敦煌的禅宗是南北禅兼容,北禅在敦煌地区的影响较南禅要小。P.4660《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记载:“南能入室,北秀升堂。”到五代时期禅宗的影响更大,像都僧统阴海晏、都僧政张灵俊、僧政张善才、都僧统氾福高等都以修禅著称。特别是马祖洪州宗对敦煌地区的影响增大,即心即佛或者即心是佛的禅观已经传入敦煌地区,因此可以肯定作为洪州宗的门人怀海制定的禅门规式一定对敦煌地区佛教教团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这中国化的过程中,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的禅宗最终取代其他各种佛教学派,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而慧能开创的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因而,后世论禅,往往把禅宗直接等同于南宗。禅宗于五代、宋初达于鼎盛,标志是五家禅的相继成立。据说禅宗初祖达摩有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五叶”之中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宗以及由临济分出的杨歧、黄龙二宗皆直接诞生于江西。“五叶”的另外两枝——云门宗和法眼宗,虽不是创建于江西,却也与江西关系密切。可以说,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因而江西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在与禅宗密切联系的茶文化中的地位也是至关重要。它的农禅制度为佛教茶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门下的历代禅师也不断丰富着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广为人知的“茶禅一味”法语的形成和流布即与江西禅宗息息相关。本文拟就江西禅宗对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奠定、精神内涵的精化以及在日本、朝鲜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论述。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和中原寺院一样有自己的寺规和条式,这些是日常管理寺院的具体规定,既是寺院纲常管理僧尼诸众的标准,也是一般出家大众遵守的准则。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完整的条式,但是从敦煌文书记载中看出这种条式是存在的,并且付之于执行,这一条式就是敦煌佛教教团清规的具体内容。S.542《坚意请处分普光寺尼光显状》:“普光寺尼光显。右前件尼光显,近日出家舍俗,得入释门。在寺律仪不存长幼,但行粗率,触突所由。坚意虽无所识,揽处纲纪,在寺事宜,须存公道。昨因尼光显修舍,于寺院开水道修治,因兹余尼取水,光显便即相诤。坚意忝为所由,不可不断。遂即语光显,一种水渠,余人亦合得用。因兹便即罗织所由,种种轻毁,三言无损。既于所由,不依条式,徒众数广,难已伏从,请依条式科断。梵宇纲纪无乱,徒众清肃僧仪。伏望详察,免有欺负,请处分。”状文中提到的在寺律仪和梵宇纲纪,就是坚意要求佛教教团请依条式科断的寺规,这种寺规很可能就是后来的清规。这条资料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中确实存在着类似于清规戒律之类的东西,它起着佛教戒律的作用,但是又与戒律有所区别,不然不会把它称作条式,只有遵照这种条式执行,寺院纲纪和僧仪才不至于紊乱。所以这种条式实际上是接受了社司的社条约和禅门规式的式合并而成的一种新的规定。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寺规有时也称之为格,完全取名于官府的律令格式。P.3101《唐大中五年(851)尼智灯苑状并离烦判词》:“……尼智灯苑状上:右前件尼,虽沾僧士,体合增福于光,一则盈益军国,二乃自己福田,转诵之间,亦合无诉。今缘鸣尼病疾,恐减应管福田寺□减通名数,格令罚责严难,恐司所由亏□……[和]尚慈光普照,接病患之徒,特乞笔毫恩垂矜恤,请乞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大中五年十月一日尼智灯苑牒。身在床枕,制不由人,转经福田,盖是王课,今若患疾,理合优矜,付寺法律,疴缠不虚,勿得勾检,仍任公凭。一日。离缠。”状文中提到的格令,就是敦煌佛教教团制定的寺规,也很可能就是佛教教团使用的清规。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创制《百丈清规》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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